想像一座城市的方法──西西與她的文字城市

西西是我最推崇的香港作家，她勇於高蹈實驗創新，小說海納西方文學活水（尤其是拉美文學如波赫士、馬奎斯以及卡爾維諾）以及中國傳統說部，其寫作手法涉獵之廣，敘述手法之細膩，是當前華文作家中的佼佼者。西西筆耕多年，香港這座城市一直是她作品中不斷翻新、被敘述的重要主題，如今，人們談起香港文學，總不忘記上西西一筆，她的代表作《我城》儼然成了香港在地文學的代表。


《我城》最初以專欄形式，配以作者自繪插圖，1975年開始逐日連載於劉以鬯主編的《快報》副刊，1979年由素葉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。初讀《我城》的讀者，一定會對此書輕盈開朗的筆調印象深刻，這是因為作者自覺性地「決定寫個活潑的小說，就寫年輕的一代，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，用他們的感覺去感覺，用他們的語言去說話」（節錄自《我城》的序文）。《我城》寫就之時，正值香港經濟大好，整個城市頗有生氣勃勃之勢，因此也影響了此書──嚮往未來、樂觀進取──的基調。論者有謂，《我城》「體現了年輕人美好的質素：開放、樂觀進取、不斷發展、充滿可能」（見何福仁〈我城的一種讀法〉）。

弔詭的是，《我城》的「城」，指的固然是香港，但又未必囿於香港。《我城》中的若干內容都可從七○年代的香港社會獲得「考據」，大者如石油危機（第11章）、人口問題、環境污染、治安問題、以及水荒等，小至升斗小民日常的消遣娛樂、年輕人的衣著打扮，以及書中出現的街道名稱或事物。不過，「城」在經由「我」（西西）的刻意「陌生化」之後，「城」的意義顯得渙散，或者說，「開放」。「我」對自身「身分」的關注，實已超出香港的範疇。王德威認為「《我城》的『我』」愈益膨漲，終而遮掩了『城』的光彩」（見王德威〈都市風情──評西西的美麗大廈〉）。王德威所言，自有其道理，不過他稱此為《我城》的缺失，倒有商榷之處。此外，堪稱作者知音的批評家何福仁也表示西西筆下的城市，基本上可指「地球上任何一個城市」（見何福仁〈我城的一種讀法〉）。西西寫故土香港，卻大打模糊仗，是作者的失誤，還是神來之筆？其實不獨有《我城》如此，其他涉及香港（？）的短篇如〈浮城誌異〉、〈肥土鎮的故事〉也有這種現象（關於前者，張系國曾於《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》序中謂：「浮城是香港嗎？我肯定告訴讀者它不是！浮城雖然似乎是香港，其實卻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城市」）。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可以先試著了解西西的創作觀。鄭樹森教授曾云西西的小說除了選材獨到外，其於小說創作上最鍥而不捨的追求，其實是「講故事的方式」（見鄭樹森〈讀西西小說隨想〉）。西西亦曾覆文表示鄭樹森教授的說法「頗得她心」（見西西《母魚》後記）。此外，茲節錄西西的詩作〈可不可以說〉以佐證作者的求變之心：

可不可以說
一枚白菜
一塊雞蛋 
一隻蔥 
一個胡椒粉？ 

（中略）
可不可以說 
一頭訓導主任 
一隻七省巡按 
一匹將軍 
一尾皇帝？ 

可不可以說 
龍眼吉祥 
龍鬚糖萬歲萬歲萬萬歲？ （註：原文無底線）

從上引詩作，可見西西力圖打破約定俗成的通行語言，藉由重組排列的方式，賦予文字新意。準此，從此出發來探討西西的小說，應是可行的方向。正是因為西西對於熟悉（日常）語言（敘事）感到不耐，因而在意、追求的是如何使書寫對象從日常的操演中獲得解放，達到一新讀者耳目的效果。「講故事的方式」，因而成為西西銳意革新之處，其筆下的「尋常」往往顯得「非常」。西西寫故土故民，不事寫實主義式的「再現」，以求酷肖其人其事，而選擇以「陌生化」的童言童語、魔幻寓言來重建她心中──名之「我城」、「浮城」，或「肥土鎮」等不一而足──的城市想像。

當然，《我城》的「陌生化」手法，最顯著者，來自於它的敘述文字與人物語言。不過最值得推敲之處，是西西企圖透過「我」的眼光來呈現香港，最終反而遠離了香港，而趨向一個渙散不明的所在／城市。作家書寫城市，而所書寫的城市未必是書寫的終極所指，西西這個看似相悖的結論，其實饒富興味。香港因為歷史背景與地理因素，成為了各色文化交會之樞紐，不但華洋同處、東西交混，更是南北往來的必經之地，如此一來，香港文化總是處於開放、變動，乃至於混雜的狀態，勢必難以定於一尊。羅蘭巴特論城市，以為城市即文本，人們生活在其中，透過居住、漫步等其他種種活動，不斷書寫之。香港的複雜的文化狀態，使得它本身就是一個開放、「可寫的」（writerly）文本，正如董啟章所言：「虛構（fiction），是維多利亞城，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質；而城市的地圖，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擴充、修改、掩飾、推翻的小說」（見董啟章《地圖集：一個想像城市的考古學》）。

香港之於西西，是生息依存的所在，更是自由戲耍的空間。其後的〈肥土鎮的故事〉、〈浮城誌異〉更是「遊戲」意味濃厚之作。前者寫肥／飛／浮土鎮的興盛衰亡，其中的大起大落可是西西對香港「九七大限」的焦慮？有趣的是，「肥土鎮」發展史自傳說中展開，又在突然的暴風雨中化為烏有，在在讓人想起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中的馬康多。至於後者，西西藉著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的十三幅畫作，敷衍「浮城」浮沉記。十三幅圖畫配以十三篇極短小說，無疑是西西拿手的圖文交會的又一次精彩演出。其中不但圖畫與文字相輔相成，各篇小說之間其實也互為註解，卻也互相註銷：浮城的來歷不明，其存在是一項奇蹟、一個集體性的夢境，還是一則假象？值得注意的是，最後一篇〈窗子〉結尾預告馬格利特畫展即將「下檔」，換上「蒙娜麗莎」，是否暗示「浮城」傳奇也將隨之下場？小說雖然想像超奇，卻不見輕盈，如同這座城市雖然飄浮於空中，城民卻不見飛翔的自由，反而時有危墜之感。君不見幾乎每篇小說的結尾都是以疑問或不確定的語氣作結，尤其是〈時間〉一篇的結尾：「時間總是令人焦慮，時間一（到）將會怎樣，人們可以透過鏡子看見未來的面貌麼？」所謂「時間」可是遙指「九七大限」？我以為〈肥土〉、〈浮城〉寫來雖讓人嘖嘖稱奇，背後所透出的焦慮卻較《我城》來得強烈，《我城》中的肯定自信甚至轉為了飄忽徬徨。

這大概是西西小說最大的弔詭了，愈是有話要說，卻愈寫得偏離寫實，西西舉重若輕、以虛擊實，用心安在？頗值得探討。儘管小說出入奇幻異想之間，畢竟遮掩不了西西對於香港的焦慮情感。王德威曾質疑西西「清涼遒勁的風格，也許遙指一種自我壓抑而非超脫的境界」（見王〈冰雕的世界──評西西的《母魚》〉），又以為以〈肥土鎮〉為延伸的長篇《飛氈》，其終章「有不少人、事頭緒，沒有交代清楚」，認為此作品尾末是「逃逸」而非「飛揚」，並以施叔青「香港三部曲」相較，稱《飛氈》是「由色入空」（見王〈世紀末的長篇家族〉）。王的說法讓人想起了王國維對姜夔詞「有格無情」、「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」的批評。詞人個性放曠，自然情淺，至於小說家是否能作如是觀？我以為西西小說的這種「弔詭」現象，反而是其吸引人之處，它賦予了讀者隨意進出的表演性、參與性（performance、participation）。花之所以為花，之所以為美，正是因為霧漫其間，讀者可以出入其中伸手摘取，更可以選擇隔霧觀花。西西從不把文字當作純淨的介質，反而看透了文字的不可會意與遊戲性，當其他作家抱守著文字能夠等同、反映現實的舊招牌時，西西想必會覺得無趣大打呵欠吧？在見怪不怪的後現代狀況中，西西的後現代姿態，置於寫實是尚的中文小說中竟反而顯得古怪了。